開發市場國家債務水平高且不斷攀升,我們認為會造成投資人對長期財政前景的擔憂,但不至於引發恐慌。儘管債務永續性因為高利率和疫情時代刺激措施的影響而惡化,我們認為整體上仍可維持。不同已開發經濟體的原因各不相同:如歐盟受到監管限制、日本處於低利率環境,而美國作為全球儲備貨幣,整體經濟表現強勁。儘管美國面臨的財政限制較少,但長期而言,美國仍必須解決其債務問題,我們認為變革最終應會推動稅收或福利政策的一些調整。

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多總體波動,但已開發市場已準備好承受大部分的財政衝擊。投資人可以受益於投資組合的多元配置(不限於美國存續期)。

揭開財政壓力

隨著世界從疫情中復甦,許多人擔心高利率會削弱私募市場的表現。事實證明,這些擔憂很大程度上是無謂的。緊縮的貨幣狀況並未引發更廣泛的金融動盪;全球銀行和非銀行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似乎已受到控制;家庭借貸減少,而企業借貸部分表現疲軟,但近年總體持續下降。

反之,在疫後帶來的財政壓力下,首當其衝的是公開發行市場。在已開發市場,政府債務的永續性惡化,主要發生在3個關鍵領域。

第一,2020年以來的大規模刺激方案,例如紓困支票、強制休假計畫和能源補貼,大幅增加了公開發行債務的存量。雖然部分的債務上升被通膨抵銷,但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仍接近歷史新高,是二戰以來未見過的水平(見圖 1)。

圖1顯示七個國家(加拿大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日本、英國和美國)從1900年到2023年間,公開發行與主權債務占GDP的加權平均百分比。在這段時間內,該百分比從34%開始,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升,然後在經濟大蕭條期間下降,隨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迅速上升,於1946年達到133%,在197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後下降到34%。該數字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再次攀升,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和疫情期間急升,於2020年達到140%的高點,然後在2023年略微下降至130%。資料來源和其他詳細資訊包含在圖表下方的註釋中。

第二,公開發行市場借貸流量仍高。歷經疫情高峰後,赤字如預期下降,因為疫情相關措施不再重複,但已開發國家的基本赤字(primary deficits,根據利息成本調整)仍然高於疫情前水準。

第三,利率上揚,增加了償還赤字的成本。與歷史上多數情況不同,許多國家的利率可能很快就會超過GDP成長;一旦超過這個門檻,債務動態往往會變得不穩定。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(將固定利率政府債券換成浮動利率付息準備金的購債計劃)加速了此一過程,因為較高的利率增加了借貸成本。許多已開發市場央行現在因此蒙受損失。

已開發國家債務動態

對許多已開發國家來說,政府債務的永續性並不令人擔憂。許多歐元區以及北歐國家、澳洲、紐西蘭和瑞士的債務水準低,不會對財政信用構成直接地威脅。

負債較高的國家,如法國、西班牙、義大利、英國和日本等,前景較不穩定。這些國家應對未來經濟衰退的財政能力將受限,且較高的債務起始水準,使其在面對新衝擊時更顯脆弱;近期法國借貸成本因選舉不確定性而產生波動便是證明。如果這些國家長期陷入低成長水平,其財政前景可能會惡化。

然而,這些國家的財政動態整體看起來可維持。儘管未來幾年的債務水準可能不會下降,但也不太可能大幅上升。具體情況因國家而異。舉例而言,義大利的借貸利率高於其經濟成長,且負債龐大,但也長期維持基本盈餘。相較之下,日本的赤字更大、債務負擔更高,但其借貸利率較低,其債務動態更易於管理。

重要的是,這些國家普遍計畫緊縮財政。對某些國家來說,這反映在政治意願上;對其他國家來說,則反映在具約束力的財政限制。許多歐元區國家最近啟動超額赤字程序(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),這是歐盟的一項糾正性財政規則,迫使這些國家採取更緊縮的政策。同時,英國似乎將在未來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;這可能是受到市場對2022年特拉斯(Liz Truss)預算案的負面影響,包括大幅減稅和增加支出,但缺乏明確的資金計劃。

市場也可能將持續約束這些政府,協助抑制高財政壓力和波動。

美國的問題尤其明顯,但其仍然是「最乾淨的髒襯衫」。

美國是已開發經濟體的特例,其債務急劇增加。從表面上看,這樣的動態看似令人擔憂。債務存量相對於GDP的占比與許多已開發國家相當,甚至較低。但預算赤字目前約為 GDP 的6%–7%(見圖 2),遠高於其他國家,特別是經濟活動方面。舉例而言,美國目前的失業率低點為4%,而相對應的赤字水準通常只有一半。

圖2折線圖顯示了2010年至2023年七大工業國(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、英國、德國、義大利和法國)的年度政府赤字與GDP之比,以及到2028年前的預測。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,所有國家的赤字都在逐漸減少;但疫情促使政府實行景氣刺激政策,導致2020年赤字飆升,當時英國達到 15%而美國達到 14%。而後,所有國家的赤字均有所縮減,但美國的赤字仍在高於其他國家的 6.4%。資料來源和其他詳細資訊包含在圖表下方的註釋中。

在為預算赤字提供資金而提高債務發行量時,用於延展現有債務的新債務發行總額也大幅增加。美國財政部已將大部分增加的債務總額轉移到(短期)國庫券市場。但由於殖利率曲線倒掛,將債務發行轉移到國庫券市場導致債務利息支出更高。

更糟的是,與其他已開發市場不同,美國似乎無意緊縮財政政策。許多美國的移民、貿易和監管相關政策將取決於11月大選結果。但無論國會或白宮的政黨組成為何,如果2025年底得以延長川普減稅政策,未來幾年的赤字可能仍保持不變,甚至略為上升。(了解更多,請觀看 PIMCO公共政策主管 Libby Cantrill的最新影片《結構性問題可能會使美國赤字繼續上升》)

因此,美國政府負債相對GDP的比率將急劇上升,幅度遠高於其他國家(見圖 3)。

圖3折線圖顯示了1990年至2023年幾個國家(美國、義大利、法國、西班牙和英國)的債務與GDP比,以及到2045 年之前的預測。所有國家的債務比均在2020年疫情期間觸頂,然後略微下降,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,預期債務比小幅上升或持平。美國則是例外,預計其債務比可能從2023年的122%升至2045年的180% 以上。資料來源和其他詳細資訊包含在圖表下方的註釋中。

然而,深入檢視美國的財政狀況,就會發現前景並不那麼悲觀。誠然,債務(存量變數)相對於 GDP(流量變數)的比率在過去十年中大幅上升;用更恰當的類比來看,公開發行債務相對於國民財富淨值(存量變數)是下降的。自2011年以來,經濟資本存量的成長速度超越公開發行借貸。

與其他國家相比,美國面臨的財政限制也較少。債務供應與需求都很重要。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安全資產的供應國,市場對美國的債務需求高於其他國家。

此外,與其他國家及其自身歷史相比,美國的稅務負擔較低,約占 GDP的30%(見圖 4)。這意味著美國不太可能達到稅收上限(經濟術語上所謂的「拉弗曲線限制(Laffer Curve constraints)」)。相較之下,許多歐洲國家的稅務負擔高出許多,甚至達到數十年來的高點,使滿足財政需求的稅收調整空間受限。

圖4顯示1900年至2023年七大工業國(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、英國、德國、義大利和法國)政府稅收占 GDP百分比的年度數據折線圖。整體而言,所有國家的數值均從1900年的2%–13%上升到2023年的29%–52%,其中美國占據了2023年範圍的低標。資料來源和其他詳細資訊包含在圖表下方的註釋中。

因此,與其他國家相比,投資人可能會更信賴美國的財政。在某種程度上,這並不是新鮮事:國會預算辦公室(CBO)十多年來都預測美國債務會不斷增加,但金融市場基本上並沒有受到影響。

美國債務前景

這對未來幾年的美國債務意味著什麼?基於以上原因,基期預測可能為維持現狀:赤字仍高、債務持續攀升、對美國公債的需求仍然強勁,部分歸因於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。

期限溢酬是衡量投資人因持有長債風險而需補償的指標,可能會因更大的總體環境不確定性以及美國債務上升而小幅上升(了解更多期限溢酬資訊,請參閱PIMCO近期文章《真正的公債期限溢酬會現身嗎?》)。但總體經濟週期也很重要:我們預期,若政策制定者對通膨持續降至目標有信心,聯準會最早可能會在今年開始降息。如果中性利率維持在較低水準,即使期限溢酬微幅上揚,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美國的財政前景(請參閱長期展望報告《收益優勢》,了解更多關於PIMCO對中性政策利率的看法)。

然而,債務不可能無限增加。未來,政策或價格可能需要調整,才能維持美國的財政路徑。最可能的長期解決方案,例如十年以上的超長期間內,是透過福利支出改革或提高稅收來進行某種形式的債務整合。雖然現在看來不太可能,但態度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,特別是如果通膨和利率保持在/或回升到高水平。

歷史並非總能做出準確的預言,但它可以提供指引;在上個世紀,當高利率限制財政政策或經濟成長時,美國經常緊縮其財政政策。利息占聯邦支出的比例預示過去的財政整頓時期(見圖 5)。目前,利息支出占美國總支出近14%,且急劇上升。以往當利息支出達到類似水準時,就會進行財政整頓:二戰後(伴隨金融限制)、1980年代末雷根執政時期以及1990年代的柯林頓執政時期。

圖5折線圖顯示了1940年至2024年期間美國政府利息支出占總支出的百分比,預計到2035年此一數值可能會達到16%以上。該圖表中的其他關鍵數據已在前段中描述。資料來源和其他詳細資訊包含在圖表下方的註釋中。

總而言之,雖然財政改革的時程可能是超長期的,例如社會安全信託基金的儲備金預計在2035年告罄,但長期以來,國會都會在根據情況調整財政政策,並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。未來的緊縮力道到底有多大,將取決於一系列總體趨勢,包含成長、生產力、通膨、人口結構、貿易、地緣政治等,以及華府領導人的政治意願和慾望。

評估美國可能性較低的債務路徑風險

我們對美國經濟的基期預測是,債務持續增加的現狀,最終(非常長遠來看)將導致一定程度的財政限制。即便如此,還是值得考慮一些可能性較低的風險情境。

首先,最具破壞性的情境是:財政信用突然喪失、美國公債需求枯竭、期限溢酬急劇上升。這種情境極不可能發生。美國以本國貨幣發行債務,而聯準會實際上可以印製美元,因此我們認為美國公債不存在名義違約的風險。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、美國經濟的整體活力以及約束較少的財政限制,都讓無序的財政危機發生機率極低。

再者,財政主導的情境是:政策制定者透過高通膨來侵蝕債務存量的名目價值。這個發生機率也很低。通膨是一種不受歡迎的政策選項,僅靠通膨不太可能持續侵蝕債務,因為借貸成本也會增加。長期固定債務有所幫助,因為它們需要時間以更高利率滾動,但疫情後的量化寬鬆縮短了美國政府債務的整體期限。因此,若要通膨持續侵蝕債務,就必須伴隨低利率,從而使通膨調整後實質利率為負,例如透過金融限制或殖利率曲線控制的方法來實現。這些措施在二戰後很常見,即使在那時,多數成功減少債務的國家也削減了支出。然而,聯準會的獨立性受到更多機構信賴,這可以從長期通膨預期被定錨在聯準會目標中得證,即使過去幾年的通膨遠高於目標。雖然央行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容忍受2%左右略高於目標的通膨,但他們不太可能讓通膨預期大幅走高。

最後,較為樂觀的情境是:由於實質經濟活動成長顯著加快,美國債務路徑有所改善。這也是不太可能的。雖然有理由預期GDP成長將隨時間的推移而加快,例如AI人工智慧提高生產力,但GDP成長趨勢必須要高於目前水準的一倍以上才能使債務軌跡區趨緩。更高的成長將增加稅收收入,但也可能提高借貸成本。

投資啟示

我們對已開發國家債務的長期展望,為投資組合提供了一些重點啟示(請參閱最新發布的長期展望報告《收益優勢》 ):

  • 在債務和赤字上升的情況下,我們預期未來市場波動將更大,因為金融市場對財政和政治衝擊變得更加敏感。最近法國主權債利差的波動就是一例。
  • 有限的財政空間往往會在景氣低迷時限制財政政策。加上量化寬鬆疲勞,未來幾年抑制波動的政策將會減少,加劇總體展望的波動性。期限溢酬可能會逐漸增加,但我們認為這並不代表對美國政府信譽的信心減弱。
  • 我們預期在長期展望期間內,已開發市場利率將下降。部分歸因於財政政策可能保持緊縮。但隨著財政赤字上升,殖利率曲線可能會變得陡峭,短期利率的漲幅將超過長期利率。
  • 各國不同的財政動態將創造全球存續期的相對價值投資機會。我們相信,與其他資產類別相比,固定收益市場有望帶來具競爭力的報酬和更低的風險。在當前水準和基期預測下,美國存續期以外的多元債券投資組合擁有投資價值。
作者

Peder Beck-Friis

全球總經投資組合經理人

Richard Clarida

全球經濟顧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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